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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記憶中的烈士陵園往事


            我的家鄉在湖北省紅安縣,紅安曾叫黃安,1930年被當時的紅色政權改名紅安。新中國建立后,1953年經當時的政務院正式改名為“紅安縣”。她是全國知名的將軍縣,從這里走出了200多位將軍。每一位將軍都有一部個人成長史、革命史,在200多位將軍背后,還有許多可歌可泣、平凡而又偉大的烈士及其革命故事。在這片紅色的土地上,生活著許許多多平凡的家庭和平凡的人們,在歷史的長河中,他們也許沒有漣漪,沒有浪花,卻成就和匯入了歷史的河流。

            我在紅安度過了童年時光。兒時的記憶里,我家的廳堂端端正正地擺放著一塊方形的木牌,長約60厘米,寬約12厘米,整塊牌子粉刷著紅漆,正中用金水收寫著“光榮烈屬”四個紅色的字,木牌右下方落款為“黃安縣人民政府贈 一九五三年”。木牌并不大,也顯得有些老舊、斑駁了,那四個大字也隨著歲月的流逝失掉了金水的原色,但它始終是鮮紅的。我問母親,那幾個字是什么意思,母親文化不高,又忙于家務和照顧年幼的我和妹妹,也說不出個所以然。我又問了在武漢工作、一年才回兩次紅安的父親,他似乎并不愿多說什么,只說那塊木牌同我的曾祖父有關。

            追尋先烈的足跡

            家鄉紅安有一座烈士陵園,環境十分幽靜,童年的我時常去陵園內獨自安靜地坐著,一坐便是大半天。孤獨的童年也為我后來從事寫作埋下了伏筆。12歲那年,我們全家搬遷到了省城武漢。臨別之際,我又去拜謁了烈士陵園。陵園里陳列著許多遺像,在多數遺像面前我只是走馬觀花,但當我走到一位名叫“徐書宏”的烈士面前時,我的腳步再也無法往前挪移,心也狂跳著。后來,我一字一句地讀他的介紹,才發現他竟是我的同鄉,26歲時光榮就義,生前曾擔任紅軍團政委。再看他的遺像,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想起來了,我想起來了,他像極了我的祖父。

            后來,我隨全家人一起來到武漢,直到一年后重返紅安縣、重游烈士陵園,才想起始終有一個未解的謎團。父親告訴我,我所見到的徐書宏,正是我的曾祖父。曾祖父是1930年犧牲的,那時,我的祖父年僅一歲。曾祖父生前沒有留下一張照片,他的遺像也是依照我的祖父的容貌來畫的。那天,我望著照片上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曾祖父,淚流滿面。自那時起,一顆文學的種子便悄然種在了我的生命里。冥冥之中有一種使命,推動著我將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曾祖父、祖父等長輩的故事記錄下來。只有將他們寫下來,他們便一直活著。

            愛的守護

            曾祖母帶著一歲的祖父開始守寡,孤兒寡母的,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。她將祖父培養成才,沒有父愛的祖父,同祖母結婚后,生下我的伯父和父親,父親不足10歲,祖父便和祖母離了婚。我在一個老式的木柜里見過一張手寫的白紙黑字的離婚證書。8歲便同祖母一起生活的父親,同樣缺少父愛,他同我的母親結婚后,生下我們三姊妹,我是老二。父愛一直是我們徐家四代人最缺乏的東西,這是歷史造成的遺憾。所幸我有一支筆,可以將這些歷史變成文字,彌補生命中的一些缺憾。

            父親是恢復高考后,從我的老家紅安縣覓兒寺鎮考出來的第一位大學生,念的是某師范大學中文系,也是一位中共黨員。他念完初中后就輟了學,在廣闊天地里摸爬滾打了十年,縣里多個水利設施建設留下了他的足跡和汗水,村里百十畝地都有他勞作的身影。他還短暫當過代課老師、赤腳醫生。我出生不久,他便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。父親后來告訴我,他們班上的同學年齡參差不齊,最大的30多歲,最小的不到18歲,父親就是那個年紀偏大的。父親去武漢讀書、工作時,母親便帶著我們在覓兒寺鎮生活,后來又照顧中風的祖母,直到我12歲時,全家人才團聚。因此而造成了父女感情的疏離,縈繞了我終生。直到我開始寫作后,才漸漸理解父親的不易,也懂得了他為什么不愿意提起祖父和曾祖父。

            我有幸成為一名作家后,父親將我看成他的驕傲,向所有的親朋展示我出版的書,也主動同我交流,我才因此得知曾祖父的故事,這距離我第一次知曉曾祖父已經過去20年了。

            歷史的傳承

            紅安人董必武創辦了武漢中學,在學校宣傳馬列主義思想,培養許多青年才俊,我的曾祖父徐書宏正是武漢中學的學生。曾祖父是個奇人。他出生于1904年,長得一表人才,不僅文采斐然,而且身手了得。1927年底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后,隨起義隊伍轉戰黃陂木蘭山,當時撤退木蘭山的隊伍號稱“紅七軍”。曾祖父的職務是紅軍團政委。老家黃安縣覓兒寺鎮離木蘭山距離不過30公里。次年初,駐扎黃安的當時國民黨保安團派人到曾祖父的駐地偵察,得知曾祖父因眼疾未隨部隊一起同行,便派出大批保安團對他圍追堵截,因眼疾影響了他的行動,他被保安團團團圍困,眼看無法脫身,他機智地撒下一大把現大洋,起先那些士兵紛紛哄搶地上的錢,為他留出了一些脫逃的時間,后來保安團長官鳴槍命令士兵不許搶錢,曾祖父才被抓捕。曾祖父被押解到八里灣當時的保安團一個營部駐地,營長見他是一個青年才俊,不忍對他下手并反復威逼利誘。曾祖父英勇不屈,慷慨赴死。他犧牲后,那幫匪徒甚至想把他的頭顱掛在城頭示眾,這位營長極力阻撓,他們才未能得逞。父親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,語氣是平靜的,而我卻再一次淚流滿面。

            我的祖父也是一位黨員,1957年他作為湖北省的十個代表之一,前往北京參加中央手工業干部培訓學校,他本該有大好的前程,后來由于歷史的原因,他的命運驟轉直下。關于他的事,我知道得不多,父親也不愿多說,祖父的事,便成為又一個謎團。

            父親1981年參加工作,一進單位,便用娟秀的字體、一筆一畫工整地寫下三千多字的“入黨申請書”,受祖父成分的影響,直到5年后才獲得批準,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。事隔40年,當我手捧父親字帖般的“入黨申請書”復印件時,百感交集。

            這些歷史,不是虛實摻半的小說,而是發生在我祖輩身上活生生的事實。這段歷史不偏不倚地落在我身上,沉甸甸的。我曾去烈士陵園的曾祖父墓前拜祭,我知道,這只是一座空空的墳墓,它甚至不是一個衣冠冢。曾祖父一直活在這里,他是一位光榮的革命先驅。

           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,作為一名光榮的九三人,作為一名作家,我有責任牢記自己的使命,做一個大寫的人,用手中的拙筆,記錄下這段紅色歷史,書寫新征程上有筋骨、有溫度的故事。

            (本文作者徐向群系南寧市政協常務委員,九三學社南寧市青秀區委主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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